塔可:我的摄影始终在尝试捕捉那个让观者模糊掉“历史”与“当下”的瞬间

塔可,1984年出生于青岛,中国中生代摄影力量的代表之一,塔可曾先后就读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与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学院。与同辈的其他中国当代摄影师不同,塔可的作品根植于传统文本,关注遗迹探寻与记忆重塑。除了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理论与中国古典水墨诗画的双重熏陶,塔可亦倾慕先驱摄影师庄学本的摄影实践。在上世纪初,庄学本曾深入川、甘、青、滇等民族地区,对羌、藏、彝、土、东乡、蒙古、保安、纳西等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宗教、服饰、物产以及地理环境进行了人类学考察,留下了大量兼具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摄影照片,考察报告与日记。

塔可(Taca Sui)图片提供:三影堂+3画廊

“摄影可以做到我们肉眼所做不到的事,给流动的时间做一个切片,用现在来书写所消失的历史痕迹。”

与之相似的是,塔可对于古老文明的摄影追踪与记录,也大多与田野调查及文献研究密不可分。其与三影堂+3画廊合作的首场个展,就聚焦了自身在过去五年中,基于道家思想文化“洞天福地”概念所进行的调查与走访。而此前,其以《诗经》为创作背景的系列作品《诗山河考》则同样花费了近五年的时间,以研读与考据为基础,走访并拍摄了这部古老歌谣中所提及的地点。基本上,长时间的文献阅读与整理,并搭配实地考察与走访,是塔可进行摄影实践的“规定动作”。但区别于人类学家或文学研究者的是,摄影于他而言并非仅仅是对当下/文本的记录、翻译与阐释,而更像是一把通往过去、连接不同时空世界的钥匙。

塔可被戏称为“古墓派摄影师”,他的摄影具备一种荒凉而永恒的美,并徘徊于众多临界点之上,过去与现在,纪实与虚构,艺术性的与学科性的……塔可的作品曾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浙江美术馆等机构展出。其中,《诗山河考》于2014年被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并展出。美国费城美术馆、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美国洛杉矶郡立美术馆等机构也收藏了其作品。

 © 塔可,《一毂》选自“魏万行旅”章节,铂金印相,2022。片致谢 | 艺术家与三影堂+3画廊(北京,厦门)

 “幽隐之地——塔可新作展”展期临近尾声之际,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这位影像考古工作者,跟我们聊聊他多年来的摄影工作,和他独具一格的艺术审美。

PF:为什么会对“洞天福地”这个概念感兴趣?

塔可:其实,我是在拍摄《碑录》的时候,就对“洞天”这个主题感兴趣了。有一次,我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进入了黄易曾经去过的一处洞穴——济南龙洞。当时,我独自一人在洞中,照明的手机突然没电了,瞬间身处完全的黑暗之中。心灵的第六感真的会随着五感的屏蔽而被打开,那种汗毛竖立的感觉,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之后读到元代张养浩的《龙洞山记》,也有类似的心理描述。这种对黑暗的恐惧,真是深深刻在了人类的基因里,古今一同。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好奇,所谓“洞天福地”这种奇妙的观念,是在什么时代,什么情况下形成的?它的来源与演变又是怎么样的?

© 塔可,《武当山洞》选自“永生之地”章节,收藏级艺术微喷,2018。图片致谢 | 艺术家与三影堂+3画廊(北京,厦门)

PF:从这次所展出的新作,到《碑录》,再到之前的《诗山河考》,你一直对历史遗迹充满兴趣,为什么?在这么多年的创作中,你探访的聚焦点又是否发生过变化?

塔可:我的拍摄主题其实一直来自于文本,主要是古典文本。个人的兴趣也一直是在历史文本或者某些古代的人、事、物上,对现实通常缺乏一探究竟的兴趣。我的第一个创作是从2009年开始的,一直持续到2013年,大概四五年的时间,考察拍摄了《诗经》当中所提到过的一些地域,像是山川、河流、遗址、都城等等。

《诗山河考》所参考的地图。图片致谢 | 艺术家

《诗经》跟其它的先秦古籍不一样的是,它有比较大的篇幅记录当时平民们的生活,甚至是来自于当时百姓们的创作。这就让《诗经》读起来很有一种亲切感,能被诗中所传达出的安宁平静,活泼生动,孤独落寞的情绪所感染,会让人不由自主的幻想,诞生出如此美妙的诗歌的土地,当时是个什么样子,而两千年过去了,如今又是什么样子。于是,我就决定去这些地方走走,去体会一下,是否还有一丝丝从千年之前的《诗经》中所遗留下来的气息,《诗山河考》就是这么诞生的。非常自然的,之后的几个项目也是沿着这个脉络,根据历史文本来展开了。

© 塔可,《诗山河考》系列,2009-2013。图片致谢 | 艺术家

PF:在你的摄影中,文本/文化与摄影/图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塔可:我一直也在思考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古代文化的魂魄留存。这听上去像迷信,但这个东西恰恰在摄影术诞生以后,变得挺主流的,不少国家的艺术工作者都在做类似的事情。

发生过某件事的土地,是不是能承载这个发生了这件事的那些所有的回忆?其实过去既是无形的,却又随处可见的,所有的在土地上留存的细节们,都是一股塑造我们的视觉和感官的力量。风景及对它的各种描述正待我们去重新塑造和诠释。“过去”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无形,但所有现存的景物,都提示着它们的存在。对我来说,摄影就是指出这些痕迹的最好的手段。

© 塔可,《北岳之石》选自“魏万行旅”章节,铂金印相,2022。图片致谢 | 艺术家与三影堂+3画廊(北京,厦门)

PF:如果没有相关的文本/文化的知识,比如没有深入研究过《诗经》/“洞天福地”/黄易-碑刻的观众可以从哪些角度来理解你的创作?

塔可:塔可夫斯基觉得观众在观看他电影的时候,感受与直觉的重要性要远胜于理论与解读,我是理解他意思的。观看影像也是同样的道理,摄影可以做到我们肉眼所做不到的事,给流动的时间做一个切片,用现在来书写所消失的历史痕迹。这个切片,会启发观者对于曾经在这片荒野上发生过的事物,产生独特的想象。我在想这种想象是完全个体化的吗?还是对于有类似文化背景的人群,有一定的共通性?可能这个问题要问荣格。

© 塔可,《天主》选自“齐地八主”章节,铂金印相,2022。图片致谢 | 艺术家与三影堂+3画廊(北京,厦门)

PF:你的影像画面基本都保持着一种中立而克制的灰度,并未强调浓烈的黑白反差,这样处理是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吗?

塔可:这种美学方面的选择一方面来自于我的审美偏好与性格: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怀旧,性格也比较理性温和的人。另一方面来自于《诗山河考》:当我成年后,在异国他乡重新读到中国两千多年前的诗歌时,我既能感受到对自己已经过去的童年的怀念,也能体会到这些古诗中蕴涵着的那些古老的,已经失落的文明。所以我在呈现这个项目的时候故意选择了一种低反差的影调。我希望这些作品在欣赏时,能比较含蓄的给人一种在阅读尘封多年的旧档案照片的感觉。

© 塔可,《东湖》选自“魏万行旅”章节,铂金印相,2022。图片致谢 | 艺术家与三影堂+3画廊(北京,厦门)

PF:摄影对你来说是一种既可接触外在世界、又可自由独立完成的实践。你是如何理解创作的“自由”?你在创作中又如何实现视觉自由的最大化?

塔可:我最近的项目在寻访那些中国文明最早的祭祀遗址,早到甚至都还没有“中国”这个概念。去年中秋的晚上,我在一座几千年前的先民们祭祀月亮的山上等了几个小时,等待月亮爬到山顶。在这个过程中,我忽然觉得这个山顶的环境,像极了纽约家旁边公园的小山,甚至连树木都一样。

我忽然意识到,这些中国人几千年前祭祀的主体元素,好像在全世界都可以找到,比如“太阳”、“月亮”、“天空”、“大地”,甚至“四季的交替”。所以,我相信人类的思想与文明,共性远远大过于分歧,感受到每个“个体”思想的独立存在,冲破一切理论与概念的枷锁,这便是直面“自然”与感受,带来的“自由”。

© 塔可,《阳主》选自“齐地八主”章节,铂金印相,2022。图片致谢 | 艺术家与三影堂+3画廊(北京,厦门)

PF:“时间”在你的作品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元素。流逝与永恒,你更想通过镜头定格哪个方面?

塔可:这几年我才意识到,我在拍摄时,一直在尝试捕捉一个瞬间,就是让观者模糊掉“历史”与“当下”的那个瞬间。摄影有着跨越不同时间与空间,搭建起“桥梁”的能力。古代与现代在一张照片中相逢了,它们彼此对话,互相叠加,如同回声,让观看的人有短暂的恍惚。就像是黄昏时候在乡间小路开车,车窗外的风景都在微妙的熟悉与陌生之中切换,但光线黯淡一点,感受就完全不同。这种微妙,很让我着迷。

© 塔可,《方外》选自“魏万行旅”章节,铂金印相,2022。图片致谢 | 艺术家与三影堂+3画廊(北京,厦门)

PF:你早期的作品大多采用铂金印相的冲印方式,但《福地》系列则选择了艺术微喷,原因是?

塔可:《洞天新录》是个比较大的项目,其中分成很多章节,章节顺序是从洞天思想的滥觞到发展,到成型,最终到其演变。大部分的章节还是胶卷拍摄,然后用铂金印相工艺最终呈现。

© 塔可,《九龙山》选自“永生之地”章节,收藏级艺术微喷,2018。图片致谢 | 艺术家与三影堂+3画廊(北京,厦门)

只有其中的第二章节“永生之地”是数码后背拍摄的。因为拍摄的是西汉时期的崖穴墓,构想的尺幅比较大,以便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微喷是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式。

© 塔可,《括苍洞天》选自“永生之地”章节,收藏级艺术微喷,2017。图片致谢 | 艺术家与三影堂+3画廊(北京,厦门)

PF:你在拍摄前通常会做哪些准备?下半年又有哪些新的拍摄计划?

塔可:我一般拍摄前都会有个文本阅读整理期。下半年应该会继续拍摄洞天的项目,还会去读读一直感兴趣的法国人谢阁兰。

© “幽隐之地——塔可新作展”展览现场,2023。图片致谢 | 三影堂+3画廊(北京,厦门)

SIGMA FOUNDATION, founded by SIGMA Global CEO Kazuto Yamagami, presents its inaugural project at this year’s fair: Sølve Sundsbø’s AI‑generated fictional flower atlas HANATABA; Julia Hetta’s SONGEN, created during a residency in Aizu, Japan, where she uses natural light to capture a narrative of returning home; and young artist Théo Delors, participating in Bernard Faucon’s project The Most Beautiful Day of My Youth, who responds to the theme “the most beautiful day of one’s life” using mobile phones and social media as his material. Through a spatial exhibition design, the booth transforms photobooks into a “readable” view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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